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眼中的美国是怎样的？

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想要赴美留学的学生谨慎前往美国留学。

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的情况下，留学生们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拨140年，当整个世界开始一场工业革命的竞争时，有一群来自中国的幼童，被送到了这个竞技场的中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当时破败的旧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

这一切都与一个叫容闳的人有关。

1928年11月，广东香山县的一户人家中迎来一个新生命，他被取名为容闳。

1928年的中国虽然还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但是这个与澳门只有百米之距的小县城里却悄悄打开了一扇窥视外面世界的窗口。

容闳的家庭并不富裕，所以在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带到了澳门，因为这里有一所洋人创办的西式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提供日常用品。

这所学堂就是马礼逊预备学堂，容闳就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西式教育，西方文明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这个中国男孩的心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846年秋天，担任校长的美国教育家布朗病重回国，他希望带几个同学到美国完成学业，当时全班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要知道，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出国留学或者是仅仅出国都可以看作是奇耻大辱，尤其是家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尤其看不上出国这件事。

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拥有相似的品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关键时候要作出正确决定。容闳这个勇敢的决定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后来很多中国孩子的命运。

容闳和他的两个同学和校长来到美国后，就读于美国最好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按照香港教会人士的资助，他们将在这里学习两年，然后回国。然而在孟松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见识过美国的繁荣与先进后，容闳决定留下来继续读大学。

只是，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摆在容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孟松学校的校董可以提供资助，但前提是回国时必须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第二是去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

显然，这两条路都不是容闳的理想，容闳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记录过当时的想法：“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经血，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是的，传教和一门专门的技术都救不了中国，只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才可以，这也是后来许多中国能人志士所共同努力的。

好在容闳的执着感动了一家妇女协会，答应为他资助学费，就这样容闳开始了他的耶鲁之旅，他成为了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才入学时，奇装异服的容闳经常遭到美国同学的耻笑，但是在英文考试中两次拿到第一让班上的美国同学对他彻底改观。甚至有美国同学说出了这样的话：“尽管一个‘中国佬’从这所学校的‘美国本地佬’手中拿走了不少奖状，我想你会发现人们无不对你这个聪明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当他日甚一日的爱上异国的文化文明时，新大陆的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已经一点点融入了他的血液。虽然美国的生活丰富多彩，但是容闳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还处在愚昧封闭之中。

他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人生目标：“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

我不仅要一个人享受先进的文明，我还要让我的同胞们也看看这外面的世界，这样，中华民族才有救。

怀抱了这样的理想，容闳拒绝了《纽约时报》主编的邀请，放弃了光明的未来和优渥的生活，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

容闳归国以后，凭借他出色的才能，很多人想将他招致麾下，其中就包括当时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但是这个以小农为班底的天国最终还是实现不了他的宏伟图景，于是他选择了拒绝。

转机发生在1963年，容闳收到了一封来自安庆的邀请函，在和曾国藩一番交谈后，深受曾国藩的赏识，从此便投入到洋务运动中。在容闳的建议和帮助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功建立起来。

做官不是容闳的目的，建立近代工业也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步，容闳忘不了自己在美国时许下的诺言，人才才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他要让中国的孩童也要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

于是，在他的建议下，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合上奏：选送幼童赴泰西各国学习军政、船政、计算、制造等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容闳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得到消息后，容闳难掩喜悦之情，“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虚步，忘其为偃卧床笫间。”

1872年，容闳带领着30名被挑选出来的幼童前往美国的哈特福德市。容闳为了让着孩童们能更好地融入美国当地的生活，将他们分到美国的一些寄养家庭中去。这些寄养家庭多信仰基督教，因此对这些黄皮肤的幼童不仅好奇，更多的是想要帮助他们，帮助这个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衰落的古老文明。

事实证明，容闳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孩子们和寄养家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容闳的悉心照料下，幼童们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纽约论坛报》曾有一位记者这样写到，“他们脸上生气勃勃、聪明好学的表情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望，其热切程度同那些没有枣核眼或留辫子的男孩子同样强烈。”

除了学习，幼童们的社交生活也非常广泛，容尚谦等幼童就常常到容闳的好友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家中做客。美国学生们热衷的舞会，也被这些中国男孩占领，据当时的美国同学回忆：

“在舞会和欢迎聚会上，最优雅、受邀请最多的美女一成不变地青睐来自东方的乡村少年们。当女孩们刻意从我的美国伙伴们身边经过，以超出惯常礼仪所需的优雅去接受中国对手的邀请时，我仍然记得伙伴们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东方人跳舞也跳得非常美”

他们还热衷于棒球、橄榄球、划艇等诸多运动，这些美国青少年擅长的东西，他们甚至玩得更好。不仅如此，他们对新事物也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当时自行车刚刚出现，在在哈特福德中学最先拥有自行车的男孩子就是中国幼童吴仰曾。

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总统格兰特专门接见了中国留学生，而中国代表团的李圭也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风采：“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西学所造，正未可料。”

容闳也评价自己的学生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不复安行矩步。”

只是这些日渐西化的学生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他们担心这些学生日后不能被自己所用。于是在1884年，第四任留学监督吴子登开始了对留学生进行严厉整肃，包括禁止他们参加体育运动、不许穿西服、不许到教堂等等。甚至，容闳也被打了小报告，说他放纵学生，而这一切容闳毫不知情。

当朝廷正式下命令要将留美幼童召回时，容闳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他对中国官场的习气一无所知。他联络了美国一百多名大学校长和知名人士联名向清廷总理衙门致信。这样的美国式的抗争完全不起作用，清庭不过是把这些人当作是洋私塾里的教书先生罢了。

这段时间，是容闳人生的低谷，“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1881年，光绪皇帝批准了总理衙门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找回的奏折，原定15年的留美幼童计划就这样中途夭折。讽刺的是，就在幼童们回的时，日本在美留学生高达4800人，其中还有20名女留学生，而将他们带到美国正是将容闳带往美国的布朗校长。

尽管计划遭受夭折，但容闳会感到宽慰，因为这些他带出去的孩子没有让他失望，他们成了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著名外交官欧阳庚；说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海军舰队将领沈寿昌等等。

容闳在晚年垂暮之际，欣慰地写道：“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先要，名重一时。”

对比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事情似乎发生了转变，原先开放的美国变得保守，而一百多年前闭关锁国的中国却以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想要融入世界，所以是谁在开历史的倒车？

当然，还是有清醒的人存在，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校长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受到歧视的现象进行了表态，支持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国外学者们，“开放是美国顶尖大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也必须始终是耶鲁大学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