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湖北男人给妻子喂下了老鼠药，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国家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我只能说老死中国的悲哀有谁能懂？在这里坚守了许多年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在这里连有尊严的死都做不到。

曾经有许多的困难环绕着我，但是我选择了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发展之必须，这是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小民必将承受的痛处。

但是人的生与死是天赋之权，17年的事发到18年的审判，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国家。如今已经到了18年的6月，但是我依旧记得17年的夏天中国南部的酷热，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一件小事：

17年8月28日，当已经年过五旬的湖北人潘勇将老鼠药喂给妻子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站在法庭之上，他并没有任何的后悔，木讷的站在哪里，也不做任何的辩解，他的身材干瘦高挑，皮肤已经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

他听不懂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文，只能听着法庭里头免费的律师用着慵懒甚至于说完全不在状态的声音无力的说着些什么，那声音就好像是在催着说“早点判完早点让我休息。”

他看着这个微胖的律师，法警带他来见他的时候，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眼中充满了鄙夷，鄙夷他那穿了好久的蓝色T恤，也鄙夷他这个工地里头出来的男人，是啊，免费的，在中国能有什么好的。

那一天法庭里有很多的声音就像嗡嗡作响的苍蝇在贪婪的“啃食着”他这尊已经绝望的身体。他应付不来这种大场面，站在受审席上身体颤抖着。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捏了捏，五十岁的他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手掌上面有着一条一条满是创口的伤，那是他每天在路桥上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证明，他在工地里扛过三四十公斤的重物，推过几乎能压垮他双臂的推车，在他的监工眼中正常的，甚至于对于他来说也是正常的，在中国来说也是正常的。

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过着中国式的情苦日子，虽然没有盼头，但是每天和妻子的一日三餐，每日和子女的促膝长谈成了他为数不多的慰藉，他是那个在微博上转得很火的让马斯克震惊的中国速度的主角中国工人，他曾经为这里创造过奇迹，但是今天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后。

“丫头，你跟我从农村里头出来，二十年了，我要下来陪你了。”

或许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果，故意杀人罪一锤定音，他回过头只留下了对这法理无情的世界最后一个目光，那黑与白色的瞳子，不知道是藏着控诉还是什么。是在控诉着法理无情，还是在控诉着这大国崛起下的小民悲哀。

他被法警带了下去，脑海中这几周的事情打着转。

潘勇被判的一周前，8月的天气有些闷热，医院蓝色的窗帘飘动着，潘勇的妻子身子有些颤抖，卧在病床上手紧紧的抓着枕头，手心里面全都是汗水，体验这样的痛处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天，从四五年前天天如此。

“你去给我买点老鼠药吧！让我死了算了！！”

声音颤巍巍的，这个陪伴了潘勇二三十年的女人用着几乎要撕裂喉管的声音说着，她的眼神里面充满了哀求，潘勇抓住她的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显得格外的冰冷，他摸着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满是皱纹的掌心，那句已经到了嘴边的“再忍忍，我们会把你治好的。”却是怎么都说不出口了。

“老潘啊，我跟你二十多年了吧！”

叫来了医生之后，一针镇定剂妻子终于安静了下去，病痛似乎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四十岁女人，但是其实谁都知道在过不了多久痛苦还会延续还会更加的强烈，潘勇心如刀割，他问医生能不能让她的妻子以一种体面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医生摇摇头，告诉他安乐死在中国的法理上是不允许的。

法理说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制定法理的那一批人说这就是人理。

“这是哪门子的法，叫我咋个活啊！”他用一口湖北话问到医生，但是医生哪里有时间理他，因为又有一场手术摆在医生的前面，要安几个心脏支架，这玩意可是可以提成不少的。

“先生我们很忙，请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

他拉着问过很多人，但是最终都没有结果，最后的最后这个湖北男人用了自己唯一懂的手段，去买了一瓶老鼠药，兑在热汤里喂给了妻子，妻子知道那汤里有什么，一口就灌了下去。

那一天湖北的医院里头死了一个人，一周后一个男人入了狱，那个男人叫潘勇。

安乐死，是每个人应该得到的权利，被病痛折磨，每天如同被千只爬虫啃食着身体，同时高额的治疗费用，一瓶一瓶贫寒家庭根本不知道用来干嘛的药，那个女人只是想解脱而已，但是国家并不允许，法律不允许。

湖北的经济水平这几年一直再涨，无数的像潘勇这个的工人用血与泪建设起了湖北一栋一栋的高楼，但是当潘勇无助的站在受审席上的时候，那些居住在高楼之上的人，那些享受着成果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国内的媒体一次有一次的说中国工人是创造了奇迹的人，但是现实里街头上这些穿着脏衣服，带着安全帽的工人却会被路人碎一口农民工，真脏。

这里是中国，没错那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而这便是我离开的理由，其实如果要查阅资料，似乎每一年的人大立法上都反复谈论过安乐死的可能，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拖再拖，因为审讯、因为可能存在的各种犯罪，也因为安乐死可能会要求存在的复杂的检查机制，这些困难我都理解，但是我……只是想拥有面对无法承受的痛苦时选择死亡的权利。

安乐死这一步很难跨过，因为对安乐死的审查注定会浪费国家的人力，需要国家把用于发展的钱用于人民，这对于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来说是浪费的原罪。

而据我所知远在北美的加拿大，却因为几例类似的案例却为了这些痛苦的病人改变了法律，这或许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区别。从15年开始加拿大传出来好多期类似的案例，这些案例发生在萨省、魁省发生在加拿大大大小小的城市，本来对安乐死管控及其严格的加拿大决定在法理上松口。

于是经过了许多的流程，经过了无数的协商，加拿大2016年4月14日公布新的安乐死法案，规定只有加拿大公民或拥有加拿大居留权的人才可以申请安乐死。新法案对申请安乐死的条件也作了严格规定，只有因罹患晚期绝症而“经历无法忍受的痛苦”但神志仍清醒的成年人才能申请“医生协助自杀”。

新法案规定，患者想接受安乐死必须亲自或指定他人递交书面申请，申请必须有两名独立证人签字，之后由两名医生或获得授权的专业护理人员进行评估。法案还规定了15天的等待期，除非病情危急。这些一道道的细节无不犯了浪费的原罪，但是这个在别人眼中经济走下坡路的国家却做到了，可笑不可笑。

一个是被认为在走下坡路的发达的国家，一个是蓬勃发展捷报频频的发展中国家，你们认为呢？有什么好说的，法理无情。